中国不断推出新的监管规则，迫使在华外资服务提供商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包括这些规则在内，中国近段时间加强对外企的管制，已经引起国际商界的不安。

    今年以来，中国针对服务型企业──贸易商、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正越来越多地来自于那些轻装上阵的公司，而不是斥巨资建设流水线并雇用大量本地工人的制造企业。

    中国方面说，它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企业遵守正常的税务、签证和商业规则。例如在1月份有关限制外商驻华代表处规模的通知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说，此举是为了“加强对代表机构的管理”。

    它说，“虚假文件”、“违法”和其他一些行为对其监管能力构成了“严重损害”。工商总局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一条规定要求代表处人数一般不超过四人，这可能会影响到最多达七万家外国人运营的代表处。这条限制性规定已经在迫使超过四人的公司专门拿出资金（某些情况下超过100万美元）把它们在中国的部门注册成为企业法人，比如外商独资企业或本地组建的子公司。

    中美总商会(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任剑浩(Siva Yam)说，我们确实感觉到政府喜欢成熟的业务部门，而不只是代表处。他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代表处不是一种很长期的承诺，而且它不能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也没有资本金要求。

    1月份，犹他州C.R. England Inc.旗下子公司England Logistics将其两年前购得的一家有20年历史的公司进行重组，使之成为了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这样它第一次有权在中国签署向美国发货的合同。这要求它投资70万美元用于主业，以相对少的资金投资于三个分支机构。新公司花了六个多月才得以建立。

    但这家非上市公司的国际业务开发负责人梅尔斯(Charles F. Myers)说，当你决定要进入中国的时候，这是一个承诺。

    在中国组建法人实体的过程昂贵而复杂。意味着外商在投资资金、雇员规模、房屋租金和技术转移这些方面可能都要做出很大的承诺。法人实体的身份由中国监管机构确定，法人实体要接受税务、签证和养老金制度的管辖。

    除了大棒，还有胡萝卜。北京还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提供了组建合伙制企业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在中国开展了业务，但他们常常是在低税地区活动并注册公司。

    3月份，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 LP)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合伙制企业的外国公司。凯雷已初步承诺投资5,000万美元，和上海复兴集团(Fosun Group)建立一家合伙制企业。从此凯雷可以在中国进行投融资活动。凯雷联合创始人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解释说，这样生意更容易做成。

    多年以来，中国都吸引着大量外资。去年的外资直投为900.3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累计吸引外资直投6,350亿美元。

    但去年中国的外资直投有42%来自服务型企业，五年前这个比例约为30%。另外，去年相比2008年，服务业外资直投下降0.6%，大体持平，而制造业外资直投下降了6.3%，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疲软和中国薪资水平的上升。

    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它有很大的空间来对投资者发号施令。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型企业从中国的需求中获利，北京方面正在收紧企业税、签证和执照发放规则。

    分析人士说，中国对待外企的办法有时候不只是为了填补漏洞。制药公司说，监管层曾向它们暗示，如果它们还投资于建立研究实验室，那么获得药品执照就会更加容易。

    当局坚持说，中国是欢迎外资的。

    去年，中国价值近5,000亿美元的机电出口产品中，有70%都由外资工厂生产。上海市政府说，它2009年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一由外企贡献，当地31%的工作岗位也来自外企。

    中国对资本承担的要求有时非常大：它对部分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出资要求超过10亿元人民币，接近1.5亿美元。甚至是小型运营机构也要有注册资本金，从10万元一直到100万元不等，甚至更多，要以现金支付。这还不包括专利授权费、律师费和其他筹备费用，尽管企业可能要花这些钱。